浅论：汉武帝兴修水利，与后期统治危机的联系
导读：汉武帝时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在我国水利生长史上占有重要职位，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兴修水利在生产力尚不蓬勃的古代社会是一项很是困难的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政权的组织、协调才气完成，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占用、消耗是相当庞大的，对其时经济生长、社会稳定、阶级关系都市发生极大的影响，事关国计民生和国运的兴衰。
而汉武帝是我国大一统王朝建设初期的重要帝王，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人物。他的许多举措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两千余年儒学独尊的历史职位；开疆拓土奠基了现代中国领土的雏形；行“推恩令”增强中央集权为后世所效仿；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对外政策扩大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等等。在许多人眼中汉武帝就是乐成帝王的代名词，是后世帝王的楷模。
但除了这些，汉武帝时期是继战国后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其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诸方面不仅仅是空前的，亦是其后几百年间难以企及的。这一时期的水利工程主要包罗治理黄河、改善漕运、兴修农田水利等三个方面。一、治理黄河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辉煌辉煌光耀的中华文明，但同时黄河又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经常泛滥决溢，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自周定王五年，黄河迁徙改道至西汉初年，见于文献纪录黄河是无大的自然灾害，但今后黄河的灾害逐渐增多。
先是华文帝十二年冬，黄河泛滥，据《史记》卷 29《河渠书》纪录：“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后经政府和宽大民众的努力才将决口堵好。到了汉武帝年间河患日益频繁，武帝建元三年河水在平原泛滥。
据《武帝纪》纪录：元光三年春，河水大涨，“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洪水害及十六郡，损失惨重。鉴于水灾严重，汉武帝立刻下令发动人力、物力举行抢险救灾，下令郑其时、汲黯率十万军民堵口，从而揭开了他治理黄河的序幕。
但由于水势太大，堵而复决，当地民众又频频堵口，但都没有乐成。今后二十余年黄河在河淮之间往返摆动，给这一地域造成严重的灾害。元封元年，汉武帝巡游各地，来到黄泛区，亲眼眼见了灾区人民的磨难，于是下刻意堵口。
最后终于堵住了决口，并筑宣房宫于其上，以镇压之。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又发动民众修好了黄河分洪的两条渠道据《河渠书》纪录：“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瓠子决口后，中央和地方多次堵口，均以失败了结，不得不任由洪水泛滥十六郡二十多年。
直到元封二年，汉武帝亲临决河，下了死下令,“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才终于堵住了决口。仅中央两次堵口用于一线抢险的人员就多达十数万，二线的后方保障人员自然不在少数，加上地方频频堵口发动的人力，可谓是兴师动众。除汉武帝亲临决河的第二次堵口外，其他的均未乐成，称得上是劳民伤财。
再看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所修的分洪工程，厥后亦因河决馆陶分出屯氏河而失去了意义。据《沟洫志》纪录：“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可见屯氏河阴差阳错地起到了分管黄河洪水的作用，减轻了河患，才泛起了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的局势。
由此可见，汉武帝治理黄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效果并不显着。二、整治漕运西汉建都长安是基于张良所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而专制诸侯。诸侯安宁，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建都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除关中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外，主要是靠渭水和黄河相同工具，既可以保证京师的供应，又便于控制全国。
而这一切又都是建设在河渭航道流通的基础上，可见河渭航道称得上是西汉王朝的生命线。汉初，政府提倡“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各项用度很低，物资需求量不大，对河渭航道运输能力要求不高，漕运每年不外数十万石，运输压力不大。到汉武帝时，内兴功利，外事夷狄，物资需求量大增，仅粮食就多达数百万石，最多时达六百多万石，加上其他物资，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善运输条件就成为当务之急。1、修治漕渠增强运输能力就一定整治漕运，改善渭水运输条件首当其冲。渭水自宝鸡以下，河流虽不很宽阔，但较平直，咸阳以东，河谷开展，与咸阳以西有很大差别，再东则泛起了若干弯曲，极未便于航行。据《河渠书》纪录：时任大司农的郑其时指出：“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
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汉武帝采取了这一建议，并征发了几万人举行施工，三年建成。渠长三百余里，直抵黄河。
漕渠通航后，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另有一定的浇灌作用。2、修褒斜道仅仅整治渭水漕运，显然无法确保迅速增长的物资运输需求，因为毗连工具的水运大动脉黄河并不是一条顺畅的通道。黄河水势汹涌，尤其是从河南陕县以下，河水流经中条山（山西西南部）和崤山（河南西部）之间，有一段险峻的峡谷，所谓“阏流”，“砥柱”（即今三门峡），航运十分难题。
据《河渠书》纪录：“破害舟船，自古所患”可见这一段航道经常发生事故，严重制约了河渭航道运输能力。但在其时的技术条件下，实在没有措施克服它，只好另寻出路，开发新的运输通道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有人提出避开砥柱之险，绕道转运的方案。即将东方物资在河南南阳四周由唐白河转入汉水，溯汉水到南郑的褒谷口，沿褒水逆流而上抵达褒水和斜水的分水岭（秦岭山顶），中间百余里陆路（水路不通）用车辆转送到斜水，顺斜水入渭水，顺流而下至长安。
这一方案经时任御史医生的张汤审定上奏，汉武帝予以采取，指派张汤的儿子张昂为汉中守主持这一工程，征发了几万人举行施工，开山劈路五百余里。由于这一工程毗连汉水支流褒水和渭水支流斜水，故史称“褒斜道”。经艰辛努力褒斜道终于开成，但由于褒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峭，落差太大，水流湍急，加之水中多礁石，无法行船。只管厥后该通道成为川陕间的重要陆路交通线，但开通褒斜道的预期目的未能实现，该工程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
三、兴修农田水利工程随着汉武帝内兴功利，外事夷狄规模不停扩大，粮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光靠原来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需求，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成为当务之急，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就成为增产粮食的重要手段。1、关中水利工程西汉国都长安位于关中，这就决议汉武帝为保证京师的供应，特别是粮食的供应会尽心尽力。改善关中地域的运输条件，如漕渠、褒斜道虽一定水平上缓解了粮荒的情况，但劳民伤财，泯灭庞大，且不行能从基础上解决问题。增加自身的粮食产量，实现自给，就地解决成为最好的措施。
关中平原也叫泾渭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北抵北山，南界秦岭，面积约三万四千平方公里。这里土地肥沃，利于耕作，只要有富足的水分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收成。
但关中平原年降水量一般只有六百毫米，而且雨量季节漫衍不均，特别是农作物需水量最迫切的春季，降水量很少，不能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求，很是需要生长人工浇灌。于是在关中地域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就成为一定的选择。因此共修建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灵轵渠等用来浇灌作物。
2、河东渠田约莫在开龙首渠的同时，为彻底解决漕运的难题，降低保障关中物资供应的损耗，河东太守番系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漕从山工具......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作渠田”。
可是这一工程完工不久就因黄河河流摆动，取水难题而废弃了。据《水经·汾水注》纪录：“汾水又西过皮氏南……汉河东太守番系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县。
故渠尚存，今无水也。”到北魏时代，废弃五六百年的河东渠田遗迹尚存，可见这一工程量是很大的。
3、西北地域的农田水利工程汉武帝通过对匈奴的战争，在西北夺取了大片的土地，为牢固新开发的领土，抵御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徙民实边，大兴屯田，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元朔二年（前 127 年），卫青等人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建设朔方、五原郡，调动大批军民和物资到西北去。据《史记·平准书》载：“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其时适逢东方饥荒，于是就大量移民西北。
最初军民物资供应主要是靠内地转运的，但这种情况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肩负，不行能恒久维持。实行屯田，使西北军民实现自给显得十分须要。可是西北地域气候干旱，雨水稀少，在这里屯田，首先就要解决浇灌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展开。据《河渠书》纪录：“朔方、河西、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在西北，东到河套一带，西至河西走廊最西边，都有西汉军民在垦殖。
据《河渠书》纪录：“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据居延出土的汉简中的记载质料，可知汉时河西屯田士卒中分为“田卒”和“渠卒”，可见其时在军事屯田任务中，有一部门士卒是专门卖力开渠浇灌的。只管这些工程花费庞大，实际效益似乎不高。
如《史记·平准书》载：“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其他渠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
结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所兴水利，无论是治理黄河、整治漕运、兴修农田水利工程，都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就其工程自己实际效益而言，并不十分理想，称得上事倍功半。但自古以来水利工程就是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事业。现在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方能建设完成，而收回投资的时间肯定会更长。
而且前提是工程设计科学合理，效益显著，这是在今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蓬勃情况下的效果。而在 2000余年前的西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收回投资的时间固然不会短，可能会更长，因为其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低的。汉武帝时掀起了我国继战国之后水利建设的第二个热潮，大型水利工程数十个，中小的水利工程不可胜数，为举行水利建设的投资相当庞大，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和民众的赋役肩负。
汉武帝时兴修的水利工程在其时给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修建水利工程高额投入所造成的消极感受，而水利工程缔造的经济效益可能远未充实体现。这也对其后期统治造成了不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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